新加坡新制度“管”出國家新形象

　　生活中可能免不了遇到交通違規的事情，不少國家的交警存在塞點錢就高抬貴手的情況，這在新加坡絕不可能。新加坡是一個法制很健全的國家，在新加坡犯罪率也是全球最低的國家之一。新加坡也有不少名校，很多父母都希望送孩子上名校，但孩子上什么小學，卻要由嚴格公正的抽簽來決定，學校不會因為誰的父母是高官就接受誰。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副教授吳遜說，新加坡人民不會把辦事直接和經辦機構和人員的利益掛鉤。新加坡民眾在和政府的日常接觸中，能夠感受到社會公正和廉潔的作風，他們對政府的信任感會轉化成為對法規的遵守。馬上咨詢>>>

　　積極推行行為養成教育

　　一位在新加坡生活多年的人介紹說，新加坡禁止在公共汽車站旁邊停車。有一次開車，他在地鐵站旁邊的公共車站剛放下朋友，馬上就看到有普通民眾拿著相機拍車牌號，這種公民自覺的監督也是一種強大的威懾。

　　在新加坡的公民有著這樣的自覺行為，這與新加坡的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新加坡學校積極推行公德教育，尤其是行為的養成教育，從小學一年級開始，就有“如何做好公民”的課程，通過講故事、學課文的方式告訴學生們應該怎么做，重在實踐，沒有考試。而有些理念的推行，不僅在這門課上，在中、英文課本中也有傳播公德的思想觀念。

　　教育并不局限于課堂。新加坡歷史上搞過許多教育公民的運動，例如講華語運動、反隨地吐痰運動。新加坡1979年開始推廣講華語運動，也就是推廣使用普通話。一開始很困難，因為很多華人來自福建、廣東等地，習慣使用自己的方言。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黃奕鵬說，講華語運動開始后，電視、電臺突然都停播了方言節目。當時臺灣和香港電視劇非常流行，但都是福建和廣東話版本的，新加坡就進口這些電視劇后都轉換成普通話再播出。現在的新加坡華人如果會說漢語，那么他說的一定是普通話，寫的是簡體字。[SITESERVER_PAGE]

　　“惡法也是法” 沒有釘子戶

　　在新加坡經濟社會的發展過程中，也會經常遇到土地拆遷征用的問題，新加坡政府的處理方式，在很多人眼里有點過分。新加坡國立大學副教授顧清揚認為，惡法也是法，不好的法也要變成執行很好的法。

　　政府征用土地是為了公共利益，那么，什么是公共利益?新加坡最高法院規定：政府是決定公共利益的恰當機關，它認為是公共利益的，就是公共利益，如果政府已宣稱某一目的是公共利益，那么我們就假定政府有足夠的事實來證明這個目的是公共利益。

　　對于土地拆遷賠償，新加坡有許多嚴格的規定。新加坡政府在土地拆遷時，要確定房產為什么漲價。比如7年之內，因為政府修建了名校，使得附近的房產升值，政府如果征地的話，并不補償房產的增值部分，因為這部分的增值是政府的功勞。

　　為了不給國家帶來財政負擔，還有“就低不就高”原則，新加坡政府征用土地時一開始規定按照1973年的價格來賠償，1986年修訂過價格，所以1985年征用土地的時候用的是1973年的價格，這個價格雖然較低，因為房價是在不斷上漲的，但卻是客觀數值，無可爭議。馬上咨詢>>>

　　新加坡類似這種情況很多，該國的法律設計得極為嚴謹、清晰、全面，土地賠償的價格沒有歧義性，執行上對所有人、所有地區都一樣，房產所有者即便認為是惡法，也無可爭議，如果拒絕執行，那就是違法。沒有漏洞、無懈可擊的法律設計，公開透明的執法，據說，40多年來，極少有民眾和政府為了土地拆遷打官司的。在新加坡，幾乎可以說是沒有釘子戶。

　　官員表率作用是關鍵

　　政府要做到令行禁止，首先必須要讓所有官員成為嚴格執行法規的表率。新加坡很注重法制，能否用法律建立良好的社會管理秩序，關鍵在于法律面前做到一視同仁。

　　制度的設計創造了公平的環境。新加坡政府盡量減少基層執法人員的自由裁量權。在新加坡，法律規定得非常細致和明確，比如申請牌照，按照規定的標準來和自己的條件一一對應，而不是讓執法人員來決定。“你滿足所有的條件，系統就不會拒絕你。”正是因為減少了基層執法人員的自由裁量權，大大避免了低層次官員的腐敗現象。而底層官員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他們的腐敗會嚴重影響社會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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