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士辦中文學校 歡樂辛酸五味俱全

     唐校長是我在瑞士認識的第一個華人。那是在2000年春節(jié)的一次招待會上，我受人之托，將一箱書轉(zhuǎn)交給應邀參加活動的一位客人——唐人中文學校的唐超容校長。
　　唐校長是位40來歲的女性，個子不高，梳一頭齊耳短發(fā)，皮膚稍黑，說一口相當標準的普通話。匆匆一面，印象并不深刻，倒是她的那位瑞士先生，在我們交談時，從始至終抱著那箱書，一言不發(fā)，微笑著站在一旁，那份樸實頗有些令人感動。
　　再次見到唐校長，已是一年以后。這天，是唐人中文學校的校慶。數(shù)百名客人將蘇黎世“復興飯店”二樓擠得滿滿的，場面很熱鬧。典禮開始時，唐校長走上了臺。兩個多小時的演出中，她既是主持，更是主人。那些活躍在臺上臺下的百余名孩子，那些拉足架勢表演各式中國節(jié)目的洋“演員”，無一不是她的學生。此時我才知道，擁有300多名學生、在瑞士7所城市設有分校的唐人中文學校，成立才不過短短兩年。
　　采訪唐校長的愿望便在此刻萌發(fā)了。
　　這天的蘇黎世，正值盛夏。坐了一個多小時的火車，唐校長從她所住的文特圖爾市趕來，那份熱情一如此時的瑞士天氣。坐在健談的唐校長面前，我似乎更像是一位聽眾。
　　學校成立非常偶然
　　我是四川達縣地區(qū)宣漢縣人，父親去世前在一家鋼廠工作，母親是家庭主婦。1981年，縣中學畢業(yè)后，我考上了四川師范大學英語系，到成都上大學。讀的是外語，上的是師范，我和出國以及辦教育的緣分可能就是在這個時候結下的。大學畢業(yè)后我在昆明工學院讀了兩年研究生，之后分配到廣州華南農(nóng)業(yè)大學當英文教師。三年后，我辭了職，到香港一家公司駐廣州辦事處做翻譯，1991年，被公司派到斯里蘭卡工作。我在斯里蘭卡只呆了不到兩年，但是這段經(jīng)歷卻改變了我的一生。在那兒我結識了現(xiàn)在的瑞士丈夫，他當時正好到斯里蘭卡旅游。
　　提起這段異國情緣，唐校長并沒有細說。但是她那微笑而滿足的神情，足以令人想象那中間的種種浪漫。
　　1993年夏天，我隨同丈夫來到瑞士。剛來的那段時間，我曾在幾家中餐館做過招待，這份工作對我當時來說挺合適，既可以學習德語，又能借機了解瑞士人和瑞士社會。斷斷續(xù)續(xù)干了一年半，直到1996年，我突然想到應該利用自己在國內(nèi)所學的英語專業(yè)來找一份工作。不久，我收到了瑞士MIGROS語言學校的面試通知。
　　和學校負責人一見面，我才知道，原來他們并不是要找一位英語教師，而是要為一位休產(chǎn)假的中文教師找一個替班。我感覺很突然，因為在此之前我從未想過去教中文。我對校方說，雖然我是中國人，但我所學的專業(yè)是英文，所以希望能教英文。校方聽說我的英文是在中國學的，明顯表現(xiàn)出不信任。于是我對他說，我們用英文談一談吧。經(jīng)過這番談話，校方終于同意聘用我做英文教師，同時替那位休假的老師教中文。之后的三年里，我一直在幾家語言學校教課，收入穩(wěn)定，生活也很平穩(wěn)。
　　雖然教中文對我來說只是附帶的工作，但在這一過程中我卻發(fā)現(xiàn)了很多問題。我看到周圍的瑞士人對中國普遍缺乏了解，在他們想象中，中國仍是一個極度貧窮和落后的國家。另外，我手頭的幾種中文教材都不理想，沒有充分考慮到兩國文化差異的問題。于是我開始自己編教材，也嘗試著將中文教學同介紹中國和中國文化結合起來，結果反應很好。1999年初，我萌生出一個念頭，何不自己辦一所中文學校呢，那樣我就可以更好地實踐自己的想法了。
　　“唐人”成為連接中瑞的橋梁
　　在丈夫的幫助下，我開始了辦學的準備工作，注冊學校，印材料，發(fā)廣告，租教室等等。事情進行得十分順利，當年4月，“唐人中文學校”在蘇黎世正式成立了。第一批學生一共15人，全部是瑞士人。之后，我們在瑞士德語區(qū)的其他幾個城市，如文特圖爾、圣加侖、巴塞爾等地陸續(xù)開辦了分校，當年年底，學生人數(shù)便增加到50多人。除中文班外，學校還開設了書法班、烹飪班等等。來我們這里學習的瑞士人中有與中國做生意的商人，有打算去中國旅游的游客，也有純粹因為對中國文化感興趣慕名而來的人。他們短的只上幾天或幾周課，長的已經(jīng)上了兩年多，也就是說從學校創(chuàng)辦那天起一直堅持到現(xiàn)在。
　　學校現(xiàn)在已有固定教師15人，這些人全部是師范出身，平均教齡在10年以上。學校用的教材大部分是我編寫的。在教學方式上我一直強調(diào)，不僅要教授中國話和中文字，而且要向?qū)W生們介紹中國文化，特別是兩國文化間的差異。
　　比如說，我們向瑞士學生介紹中國人的日常禮儀。就拿送禮來說，在瑞士，當一個人收到禮物時，應該當著送禮者的面把禮物打開，否則就是不禮貌。而在中國卻恰恰相反，如果一個人這樣做，會被認為沒有教養(yǎng)。另外，我們還用各種辦法使課堂氣氛活躍起來，例如講個歷史典故，說個笑話，一起唱支中文歌，等等。我希望，“唐人”能夠成為連接中外文化的一座橋梁。
　　除了向瑞士人介紹中國語言文化以外，唐人中文學校的另一個重點是華人子女的中文教育。它是瑞士第一家正規(guī)的中文學校，在300多名學生中，將近半數(shù)是華人子女，這就是所謂“兒童班”。
　　最難辦的是兒童班
　　提到兒童中文班，唐校長面上露出一絲苦澀的笑容，這不禁令我感到有些意外。
　　學校開辦以來，我所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這些孩子們，讓我耗費最大精力的也是這些孩子。
　　1999年底，唐人學校成立半年多后，一位中國孩子的家長找到了我。他問我，學校有沒有兒童班，他想送孩子來這里學中文。之后，不斷有華僑家長提出類似的要求。在海外，華人子女的中文教育的確是個很大的問題。作為一位華人母親，我更能體會到這些家長的苦心。與他們一樣，我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學會中文，不忘本國文化。此時我感到，為下一代華人提供中文教育是我肩負的責任。
　　2000年春節(jié)過后，“唐人”的第一個兒童中文班在蘇黎世正式開課了。那天一共來了15個孩子，還有他們的家長。這些孩子年齡從3歲到10歲，中文水平也是參差不齊。一堂課下來，大家都覺得效果不好，老師精力有限，難以照顧到所有的孩子。于是決定分班，15個孩子按中文水平高低分成3個班。對于學校來說，必須為此增加兩名老師，這意味著支出也增加了兩倍。由于每個班的人數(shù)太少，收來的學費根本無法支付老師的工資，所以賠錢是可想而知的。
　　兒童中文班開課以后很受歡迎，一下子便在華人圈子里傳開了。在瑞士的華人居住非常分散，于是我們又陸陸續(xù)續(xù)在其他幾個城市開辦了兒童班。我的想法是，哪里有需要，我們的中文班就辦到哪里。其他地方的情況和蘇黎世差不多，我們都是將孩子按中文程度分成幾個班，小的班往往也只有幾個人。直到今天，兒童班一直在賠錢，能夠維持下來，全靠用成年班賺的錢往里貼。
　　其實賠錢只是一方面的問題，另一個問題是辦兒童班需要投入更大的精力。每天從早到晚，不斷會有家長打來電話，提出各種各樣的要求，述說各自不同的問題。因為孩子年齡小，在管理方面也要困難得多。學校只有成年班的時候，我還在外邊語言學校兼課，可現(xiàn)在根本不可能了，即使把全部時間都投進去還總是感覺不夠用。
　　但對此我絕不后悔。我是個不喜歡走回頭路的人，一旦下決心做一件事，我就會把它做到底。只要我還賠得起，就一定會把兒童班辦下去。
　　幸虧有老公支持
　　這時，我向唐校長提起她那位老實的瑞士先生。唐校長略微停頓了一下，眼中隱隱閃出了淚光。
　　如果沒有丈夫的支持，我根本不可能走到今天。剛剛決定辦學校的時候，幾千份廣告都是他一手設計，親自寄發(fā)的。他是一家救援中心的職員，工作本來就很緊張，每天一到家，他就馬上開始處理學校的事情。他負責學校的財務、網(wǎng)頁設計、廣告等等，還要幫著照看兒子，料理家務。
　　在我的記憶中，丈夫只對我發(fā)過一次脾氣。那時因為兒童班的事搞得我焦頭爛額，人簡直到了崩潰的邊緣。丈夫一方面著急，一方面又心疼我，氣得罵我是在“自討苦吃”，是個“瘋子”。但是之后，他又來安慰我，而且一如既往地幫助我。其實丈夫也有道理，以前我在別的學校教課時，每天工作只有幾個小時，收入不錯，而且還有時間顧家?guī)Ш⒆印？涩F(xiàn)在，我卻連請個幫忙處理學校雜事的人都負擔不起。學校成立的時候，兒子剛剛一歲。兩年當中，我欠了兒子許多，也欠了丈夫許多。說實話，如果回過頭來再讓我重新做一次選擇的話，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還會有這個勇氣。
　　談話在略顯傷感的氣氛中結束了。但是在唐校長傷感的話語背后，我并未聽出任何退縮之意。我知道，她與生俱來的堅韌和勇氣足以支持她把唐人中文學校繼續(xù)辦下去，而且會辦得更好、更出色。
　　不久前，為支持北京申奧，唐校長在學生中積極宣傳，征集了上百名支持者的簽名。這讓我又一次想起采訪結束時唐校長那句發(fā)自肺腑的話：“我盼望中國一天天強大起來，重振盛唐雄風。我永遠不會忘記，我是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