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能得到海外培訓的機會，去國外鍍鍍金固然是個不錯的選擇，不過能享受這種 “ 個人學習、政府買單 ” 待遇的幸運兒畢竟是少數，大多數人還得在國內充電。只是黨校文憑的適用性有限，所以在中國這樣一個 “ 名校情結 ” 深厚的國家，如今官場上也越發強調 “ 系出名門 ” 了。

　　互聯網上曾經流傳著一篇名為《高官輩出的中國大學八大金剛》的文章，文中提到的清華、南大、人大、北大等高校，無一不是國內赫赫有名的學府。而隨著公共管理碩士 (MPA) 教育的興起，這些盛產高官的豪門大學更成為 MPA 考生競相追逐的目標。

　　名校高官輩出

　　事實上， “ 高官名門造 ” 并非中國特色，國外政府高官以及領袖人物一般也都出身于赫赫有名的老牌名門大學，如日本之東京大學、美國之哈佛、耶魯、英國之劍橋、牛津等。究其個中緣由，大概是名牌大學畢業生具有更強的內蘊素質，并有為世人所仰慕的強勢校友圈提攜，而且相應地，社會對名牌大學畢業生的期望也更高一些。在中國國內，則以清華和北大代表著兩種不同類型的官員出身。

　　過去數十年中，中國的政界高官幾乎清一色來自工科專業，而清華畢業的省部級以上高官更遙遙領先于其他任何一所大學。世紀之交的 7 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有 2 名是清華校友 ( 朱？杌？、胡錦濤 ) ，而十六大之后的 9 名政治局常委中，清華畢業生有 4 人 ( 胡錦濤、吳邦國、黃菊、吳官正 ) 。

　　目前，清華畢業的政界代表還有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山西省委書記田成平、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云南省長徐榮凱、司法部部長張福森、央行行長周小川、國家環?？偩志珠L解振華等。但在基層縣市級官員方面，清華則相對薄弱。隨著國家對法律和制度的重視程度日漸提高，越來越多的文科畢業生仕途行情看漲。在此背景下，北大、人大、南大這樣有文科傳統的政界校友將會越來越多。

　　與清華相比，北大校友在政界的表現相當長時間內都較為遜色。不過，其最為突出的特點則是年富力強、后勢強勁。中共青海省委書記趙樂際、河南省委書記李克強、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商務部長薄熙來等，都在 50 歲左右就出任 “ 封疆大吏 ” 。 2003 年，年僅 35 歲的陸昊出任北京市副市長，為文革以后大陸政壇上出現過的最年輕的副部級官員之一，而陸昊也畢業于北京大學。

　　前不久，外交部發布了 2005 年公務員招錄公告，全國僅 91 所高校的 2005 年優秀應屆統招畢業生和部分社會在職人員才有資格報考。有人斥之為一種 “ 名校歧視 ” 。其實，這一現象并不是始自今日，只是過去沒有現在明顯罷了。

　　 MPA= 政治精英？

　　雖然中國有著龐大的黨政官員隊伍，但從知識結構上看，受過系統公共管理教育的人數極少。這種情況無疑與國家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的目標不相符，官員的培訓與學習越來越重要。因此，國內各大高校紛紛搶灘這一潛在的巨大市場。

　　 2001 年，公共管理碩士 (MPA ，英文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首寫字母縮寫 ) 學位現身 “ 江湖 ” ，立刻引起公眾的 “ 嚴重 ” 關注。意欲在這個未來預期很高的學位上有所作為的高校很多，最終清華、北大等 24 所知名大學有幸進入首批招生院校名單，今年，這個名單上又增加了 23 所高校。

　　經過專門訓練， MPA 人才應該具有現代公共政策、公共事務或公共管理理論素養，掌握先進分析方法及技術，精通某一具體政策領域。雖說公共管理并不等于政府管理，但對很多 MPA 而言，政府部門將是他們畢業后的首選，尤其是那些試圖通過接受 MPA 教育成為政治精英的人。但有關人士指出，這樣的目標能否實現還要打上個問號。

　　首先，教育質量便是個令人擔憂的問題?，F在我國的 MPA 教育總的來說偏重理論，教學方式還不夠靈活，有中國特色的實踐及案例教學還比較少。

　　其次， MPA 面對的政策環境也不佳。 MPA 學員畢業之后只有學位證，沒有畢業證，而事實上組織部門和人事部門在任免提升時看重的仍然是學歷。

　　此外政府獨特的組織人事機制，使很多學員擔心，他們經過系統專業訓練回去后不一定能夠得到單位的認可，反而由于他們在外學習影響了自己的提升和發展。專家說，畢竟，政界精英更多并不出身于 MPA 。而上述問題的存在，也使得培養出真正適應中國國情的公共管理人才還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