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以為，在英國讀一個llm就是混一個學位，反正也不用自己掏學費，沒有想到，在讀了這么長時間之后，發現自己真的學到了不少東西，這其中就包括了見識了英式的法律教育，反思自己在北大的四年，感覺就是雖然不同法系看似沒有可比性，但是實際上在具體的教學中，北大法學院的教學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相比，還是有一定差距的，我將從課程講授，考試，論文和教授與學生關系這幾個方面來談一談。

　　首先是課程講授。我在北大的四年，基本上與道德通行的模式就是教授/教師在第一節課大致介紹本學期即將講授的課程是什么內容，然后列出一個長長的書單，充分顯示了教授的學識淵博，從此之后，基本上每節課就是老師講授，學生記錄。最后的考試大體上也就演變為了學生筆記準確度的檢驗，因此，筆記記得最全的學生，也一定是成績最高的學生，雖然，成績最高的學生們，不一定是筆記最全的。比方說mamahuhu這樣的絕頂聰明的同學.

　　這樣一個教學模式大家都清楚，也頗為不少學生詬病，比方說教學有點填鴨，課堂的討論不足，學生的思考有限，學生的知識面依然很窄（雖然列了很長的參考書目，雖然有很多學生也會去讀）。本來這樣的問題很好解釋，學生人數太多，大陸法系固有的一些特點等等，需要這樣的模式。但是在倫敦經濟學院學習的這段時間，感覺似乎如果北大法學院在教學方式上能夠有所調整，或許教學的成果會更好。

　　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所選的公司融資和公司治理這兩門課，授課教師是在英美法學界公司金融法律領域頗負盛名的保羅•戴維斯教授，他在倫敦經濟學院的地位大致可以相當于朱蘇力或者賀衛方老師這樣的級別，屬于學術上的頂梁柱，而他的課程最大的特點，卻并非是教授在課堂上的講授與提問，相反卻是課前的準備。

　　與北大的老師們一樣，戴維斯教授同樣會在學期之初列出參考書的目錄，不同的地方，他還會多做一部工作，就是在每節課之前，列出本節課所需要讀的內容。比方說講授股票發行。戴維斯會首先列出本節課的課程提綱，然后依據提綱，在每個小標題下列出需要學生閱讀的法條、案例、課本的章節、相關的政府研究報告和學術論文。而通常的選擇論文的范圍又肯定包括了本節課討論的問題的經濟分析，即用法律的經濟分析的方法分析有關法律、政策的背景，以及傳統的法律分析的論文。而所有這些論文或者要閱讀的書的章節，都精確到了頁。

　　這也就意味著，教授需要在備課的時候，明確地知道要讓學生看哪些書，要花很大力氣挑選論文，要精選案例。而且，這種事情顯然也沒有辦法托給秘書去做，很考驗教授自己的研究能力，只有教授自己閱讀了大量的著作和論文后，才能有條件這樣備課。從這個角度看，如果教授知識淵博，倒也不是特別難的事情。

　　同時，為了保證所有的學生能夠閱讀到這些閱讀材料，戴維斯教授又通過了倫敦經濟學院的webct系統，將資料全部上網或是告知學生圖書館的目錄，甚至會把某些很難借到的書的章節復印分發給學生，保證學生能夠通過網絡和其他手段，閱讀到所有的材料這個 webct系統，我會在以后的章節中作更系統的介紹。在此就不多說了。

　　這樣的課前準備，實際上是給學生創造了最充分的學習條件，而課堂的講授，則就建立在學生已經閱讀了這些材料的基礎上，老師提問，學生回答，老師講授，學生記錄，省去了大量的背景知識介紹的時間，而把重點放在了關鍵的疑難問題的討論和分析上。把重點放在了引導學生思考上。

　　可以說，北大法學院的課程講授，與倫敦經濟學院相比，就在于，前者是老師將一本書（寫好的或者沒有寫好的）講給學生，學生的筆記，如果是完美的話，那就是一本書（最典型的可以參考北京大學法學院99級一位同學的筆記，尤其是民事訴訟法課，由于這位同學字跡為標準的楷書，且十分工整，復印下來，就仿佛是一本厚厚的課本，而內容，則與課本無異），而后者，則是教授引導學生讀書。別小看教授做的這個看似有點多余甚至死板的告訴學生讀哪幾頁哪幾頁這樣的工作。因為學生畢竟是學生而不是教授，學生固然有了一定的分辨能力，但是對于一門陌生的課程，卻并不一定就知道該讀什么不讀什么，雖然北大法學院的教授們也辛苦的列出了書單，但是由于每一本學術著作，都有其側重點，每一本學術著作都有其理論基礎，不明就里的學生即使全都讀了，也不一定能夠記住，即使都讀了，也不一定能和課堂的講授結合起來。而對于一個學生的理性選擇就是，記好筆記就夠了。相反，當教授把這些材料打散了重新組合并和每節課要講的內容結合起來，按照課程提綱編排好的時候，學生知道教授的意圖讓你讀什么東西，在讀某條法條，遇到了一個疑問，教授列出的下面一篇論文或者案例，就可能是針對這個疑問的，而后面的一篇論文可能就是對這個案例的評述或者對法律的不足之處的一些建議，這樣學生對于知識的掌握是全面與靈活的。而且學生也了解了在這個領域有哪些書應該讀。如果自己有更進一步的研究的興趣，就可以多讀一些。從這個意義上講，可能北大法學院的學生與倫敦經濟學院的學生的閱讀糧食一樣甚至還要多，但是學習的效果，卻不見得要好。當然，教授確實也做了更多的工作。而課堂的講授方式，又保證了教授的工作沒有白做，前面講過，由于課堂只討論重點與難點問題，如果學生事先沒有閱讀，那肯定是一頭霧水，老師提刀某個案例，或者某個學者的觀點，學生事先沒有看過，那就基本上等于白上課。這樣的方式使得學生不得不讀。而不用像我們的同學那樣，在一個學期結束的時候，驕傲的發現自己擁有了基本教材的手寫本。

　　由于一些著名教授的課程會有很多學生選，為了保證學生能夠不光是聽講記筆記，還能充分參與討論，除了通常的課程講授之外，每一門課，都會安排單獨的 seminar，時間在1個 小時或兩個小時，教授會把學生分成不同的小班，由自己或者助教主持討論。seminar組 織最好的應當說是我選的稅法。

　　seminar的討論不是隨意而混亂的，教室會事先向學生提供本節課要討論的重點問題，這些問題，都取自大課上教授講授的內容，教師覺得還有深入討論的必要，學生在上seminar之前，需要事先根據課堂的筆記，閱讀的材料，整理出這些問題的答案。在seminar上，每個同學都有機會和責任，將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理解闡述出來，當然，由于時間的原因，學生不可能將答案念出來，老師會強調學生用自己的話，簡潔的闡述自己的觀點，之后，老師會根據學生的闡述發問，希望全班同學都參與討論。而討論的結果，往往會出乎老師的意料。因為很多新鮮的觀點，也是老師第一次聽到的。在seminar之后，如果學生有心的做好記錄的話，就會發現，對這節課的重點，有多了更多的認識，而如果考試碰到了類似的題目，也就更容易答好了。顯而易見的，seminar的討論同時又是復習的一種方式，周一聽完了課，周四又花了時間做題，討論，還是同樣的問題，只不過更深入一些，這樣實際上對知識點的掌握也就更清晰了，學習的效果也就更好了。

　　接下來談考試。上BBS的同學都知道，每年的這個時候起，法學院版就會冒出一些新id，客氣或者不客氣地向北大的同學們索要往年的研究生考試題，而每學期的期末考試，向師兄師姐詢問歷年試題也同樣是一件必要作的工作。相反，在倫敦經濟學院，所有的往屆考試題全部在網上公開，并且，老師會專門抽出時間向同學們講授這樣的題，給同學們布置作業讓大家做這些題。往年試題是公開的，學生可以早早做準備。而老師對于考試的態度也并非高傲的不當回事，前面講過的 seminar其實也是一種考試的輔導，因為seminar討論的問題，往往就是往年的考試題，老師會在討論的同時告訴學生，怎么樣答題效果會更好，怎么樣思考這個問題會更全面。當然，具體的答案，就因人而異，因為往往這些問題都是沒有標準的答案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教授實際上是在制造一個公平的開始，即大家都知道了教授對考試答案的判斷標準和大家所比拼的，就是自己對知識的掌握和理解而不是考試的技巧，實際上，這樣的考試更能檢驗學生真實的知識水平而不是討巧的考試技巧。

　　于此同時，考試的時候還允許學生帶法典入場，這實際上便意味著學生并不需要太死記硬背什么東西，真正考察的便是對問題的理解和對法條的熟練運用了。

　　即便是那種對筆記的考察，相比而言，臺大法學院做的也要好些，我曾注意到畢業于臺大的幾位朋友曾講，他們那個時候都有“共筆”這樣的制度，學生們都要參與到筆記的整理中，大家共同整理出一份完美的筆記。而授課教師還會對筆記進行檢查，保證筆記的準確和完整。這樣的做法，其實也是在創造一個公平的起跑線，同時，也創造了一個讓同學們合作做一件事情的機會，每個人都會記筆記，而負責整理當堂筆記的人也因為對其他人的責任心，會把筆記記得更好，甚至還引經據典，增加更多新的內容，這樣子，每個人都至少有了條件掌握最準確的教師講授的知識，也比北大目前一盤散沙，同學們各自為戰，臨到期末一股腦的復印筆記要好的多。

　　第三，就談談師生交流。我以前做兼職的時候，發現教授們的email地址通常都是保密的。很少有教授愿意公開，相反，在倫敦經濟學院，所有的教授都有公開的電子郵件地址，不光是對本校學生，同時也對外公開，這樣學生只要愿意，便可以很容易的和教授取得聯系。更重要的，教授還專門會有接待學生的時間，學生可以通過事先的預約，單獨和教授面談。和教授的溝通便沒有太多的障礙。

　　第四，是對留學生的態度，實際上，北大的留學生付出了更多的學費，而他們即使很努力的學習，也因為語言問題和中國學生有一定的差距，在保證教學質量的情況下，對于留學生的態度，其實也反映了一個教師的敬業程度。如果教師僅僅是課堂講授，學生記筆記，考試和課本和參考資料都不怎么相關，僅僅取決于筆記的時候，留學生的學習確實有很大的麻煩。一個典型的問題就是留學生很難把筆記記全了，而且他們也不一定能夠借到中國學生的筆記，相反如果是按照戴維斯教授那樣的教學方式，留學生只要自己努力，在上課前讀那些閱讀材料，了解老師上課所要講授的內容，事先心理有數的時候，上課聽講也就更容易聽明白了。

　　同時如果又有seminar的小班授課這樣及時地復習，留學生的學習效果就會好很多。在倫敦經濟學院，很多課程老師還會專門組織來自大陸法系的學生組成學習團隊，專門回答這些學生的問題，介紹英美法系的特殊之處，時間長了，留學生們的學習也并沒有拉下。而北大的留學生似乎就不是這么幸運，固然合格的畢業標準不應該因人而異，但是在教學的過程中，則確實要對留學生有一定的傾斜，不是告訴他們要考什么題，而是引導他們用科學的方法學習，保證公平，即只要留學生努力了，即使按照中國學生的標準，他們也能畢業。這樣，北大也才能吸引到更多的留學生，中國學生也才能有更多的機會和留學生交流。取長補短，共同進步。

　　最后，我還想簡要講講倫敦經濟學院的webct系統。在英國的高校的各種排名中，倫敦經濟學院對于計算機輔助教學的應用是最值得稱道的。

　　從硬件上來講，北大和倫敦經濟學院的計算機系統應該在同樣的規模和水平上，甚至在無線網絡的覆蓋面等方面要遠大于倫敦經濟學院，但是對于這套網絡體系的應用，卻并不如倫敦經濟學院充分。倫敦經濟學院的webct系統，簡單說就是一個功能更加明確的bbs，這個系統的特點是，每門課都會有一個自己的主頁，教師會按照每周的課程安排，將閱讀提綱和閱讀資料全部上網，同時將各種教授認為重要的信息發給學生。同時每門課都有教授組織的討論區，討論與課程有關的問題，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在這點上應該和倫敦經濟學院相當，但是法學院卻遠遠的不如了，法學院網站對于法學院學生來說是可有可無的，和教學更是沒有關聯，老師指定的資料都要專門去圖書館找，到了圖書館的時候發現可能已經被別人借走多時了，更多的學生上網的唯一目的就是聊天、灌水。從這個意義上講，當我們有了不比別人差的硬件系統的時候，我們恐怕更應該做的事情，是把這個系統用好，而不是讓這個系統成為影響學生學習的反面作用。

　　總結起來，我們發現，倫敦經濟學院的這種教學模式，實際上的一個特點是以學生為中心，以傳授知識，引導學生自主學習為基本方法的，同北大法學院的不同就在于，教師做了更多的課堂講授之外的工作，并且其原則是培養出水平基本相當的合格的法學院畢業生而不是少數的一些法學研究工作者，追求的是每個走進這個學校的人，都在自己完成了基本學習任務并且智商沒有顯著下降的情況下都能走出校園并且讓雇主豎大拇指而不是讓學生自生自滅，淘汰掉一批人。從這個意義上，北大的末尾淘汰就顯得虛偽而無聊。大學教育，尤其是建立在嚴格高考低錄取率的基礎上的本科教育，應當是培養出一批合格的人才，而不是淘汰掉一批人，后者的工作已經在高考的時候完成了，而培養出合格人才的方法不能是以自由之名讓學生自生自滅，而是努力的通過教學管理上的細致工作，引導學生讀書和學習，告訴學生怎么樣合格的方法，從而培養出合格的畢業生。當法學院的教授們詰責法學院本科生不上進居然考不上本校研的時候，老師們是否應當反思一下，為什么聽過自己課的學生考自己出的題的時候，分數居然沒有別的法學院的畢業生，甚至非法學院學生的分數高，居然會被淘汰掉。如果僅僅說學生不用功，這個并不公平。教不嚴，師之過，當你手里有一塊好材料的時候，好的工匠應當有責任讓這塊材料物盡其用而不是丟到一邊銹掉。更不是故意的留一點剩余。

　　如果北大想維護自己的教學聲譽，那就應當好好的下功夫讓這些走入北大校門的天真的高中畢業生一個個成為合格的畢業生，而不是放任一部分人不學無術，更不是硬生生要淘汰一部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