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美國學習，除了語言的障礙讓我瞠目結舌外，在學習計劃和步驟上的安排也著實令我耳目一新。
　　在美國修MBA時，我入校后選的第一門課叫“經理人的會計管理”。一位金發的女老師很儒雅地走上講臺做了簡短的介紹后，就開始給大家分發一份題為“syllabus”(教學提綱的意思)的三頁紙。然后讓大家看十分鐘。在國內我上過16年學，看到老師一上課就發這個叫做Syllabus的東西還是第一次。而且說實話，Syllabus這個英文單詞我當時都不認識。老師講話的語速很快，我一陣發懵，前額出滿了汗。接下去老師和同學們展開熱烈討論，我更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一著急，平時懂的那點英文也不知遁入何處，只感到眼前閃滿金星，心里頻頻叫苦：“來這里學習真叫自找黃蓮吃”。

　　組織性與實用性

　　剛開始拿到這個提綱時，我甚至還很生氣，“為什么學期末的事要在第一節課時就讓學生知道？”一個階段我甚至自覺高明地臆斷，這是老師偷懶的方法，想敷衍，混過第一節課。我情緒憤然的告誡，“這簡直就是浪費時間。”漸漸地，我發現因為讀懂讀透了提綱，所以在每次看書遇到一些內容與一個月、兩個月后要講的內容有關連時，我就用筆將其劃一下，注明它的重要性。由于做每一件事時好像都目的很明確，學習上有節有序了。
　　美國的教學目的性非常強，幾乎每本教材的介紹上和教材中每個章節的前言中都有簡潔明晰的文字注明這門課和每個章節的教學目的，清楚地告訴學生學完此課以后可以掌握怎樣的知識技能，這些知識在實際中將幫助你解決怎樣的問題。
　　市場管理課的教授在第一節課時就要求學生自由結合成學習小組，這個小組必須尋找一家當地公司，為這個公司的市場營銷或市場研究提供一個解決方案，這個活動要貫穿我們整個學期的學習過程中。我的小組有一位成員來自于一個做防偽辨識產品的叫DOM的公司，她請我們一組同學為他們公司的市場運作做社會調查和企劃建議書。上課大約兩次以后，我們全小組成員就參觀并與DOM公司市場開發部的經理開了一次會，并開始分工，在交流過程中，我發現了DOM產品在中國發展的空間。時值1998年，中國山西發生了一起假酒坑害死百余名市民的大慘案，國內著名品牌紅塔山屢次被假冒……我將中國當時的假市場狀況做了一個調查，針對這個結果為DOM公司防偽產品提供了一個新的市場開發點。
　　那個學期結束時，我們小組給DOM公司執行管理層和我們老師全班同學做了題為“DOM公司何去何從”的建議書。我們每個人在這個項目上都得了A，而DOM對我們的最高評價是它采納了我們的建議，會后兩個星期就派了公司市場開發和研發中心的三位高檔經理赴中國上海做市場調研，半年后在上海建立了辦事處；如今八年過去了，當時課堂上學的每個章節我至今仍記憶猶新，而那個公司很快在中國就發展得很大，這真是一個雙贏。
　　在美國不論大小，不分尊卑，在稱謂上人們都可以直呼其名。記得剛上學時，每次看到教授我都覺得很難出口直呼老師名字，亞洲的學生剛到美國學校上學時都傾向于叫“professor Hengen”，而難以叫出簡單的“Chris”。
　　但是美國學生就不一樣了，他們大部分都很隨意地稱呼教授的名字，很少人叫老師什么什么先生，什么什么女士，或什么什么教授。有部分美國同學為了表達一種紳士風度會在開課的第一天在課堂上提出“你希望學生怎么稱呼你，是Witte博士，Witte教授還是南茜？”我記得有位很優雅、漂亮的女教授這樣回答過學生關于稱謂的問題：“職銜是我的一種資格，我站在大學講臺給研究生授課本身就已將資格表達出來了，所以稱呼上就不需要了，叫我Karen我覺得更加親切、簡便。”
　　在美國我覺得教授并不代表學術權威，他們沒有學閥的習氣，尊重知識，尊重學生，更尊重學術的發展。他們的觀點是：學校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