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章來源于搜狐網《南都周刊》“幼童留學潮”一期。

   [導讀]越來越多的中國新富甚至中產家庭，依舊寧愿花費幾十萬甚至幾百萬，送孩子走出國門接受國外的教育。個中原因在于，他們對中國的教育體制、對中國高考評價體系、甚至對中國的大學失去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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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助還是找中介？

　　回想5年前，剛剛做出“去英國讀高中”決定時，盡管父親的朋友熱情介紹了一家中介公司，但是王嘉琳還是半信半疑。于是她自己在網上查閱學校資料，也嘗試通過電子郵聯系英國高中，其中包括Royal Russell在內的名校。

　　但是王嘉琳寄出去的幾封郵件都石沉大海，只有一所名氣較小的學校客套性地回復了她：謝謝你關注我們學校。后來，王才發現，當時英國學校并不接受個人直接申請，一定要通過中介等渠道。

　　于是，在媽媽的陪同下，她來到位于上海繁華商業區淮海中路上的出國中介門店。中介給王嘉琳介紹了很多英國教育制度，都是她以前未曾了解到的，并建議她從A level讀起，中介的專業感讓王嘉琳多了幾分信任。

　　王嘉琳向中介描述了自己未來的理想大學，然后中介推薦她申請三家A level學校。當場，王嘉琳的媽媽就和中介簽訂了合同，合同內容包括：由中介跟對方聯系，幫助申請學校，需要在中國考核的，中介提供考場，學校發放offer后，由中介幫助辦理簽證。中介費用為1.5萬元。

　　在合同的所有細節都得到了履行后，王嘉琳如愿來到了英國。盡管在隨后的每一年，中介都會給她發來電子賀卡，客戶關系維持得不錯，但王嘉琳還是為當初自己對中介過于輕率的信任，感到有些后悔。

　　出國留學者中有一半以上是通過中介機構獲得留學信息、聯系留學院校、申請簽證的。中國的留學中介始于1990年代中期，曾經一度，留學中介和殯葬等行業，被列入中國十大暴利行業。從2000年起政府對留學中介機構實行特許資質后，國內正規留學中介機構得以規模化發展，2003年是留學中介的鼎盛期。2004年開始，隨著國內大專院校與國外名校聯合辦學，以及國內預科班的興起，留學生客戶被不斷分流。

　　王嘉琳準備出國的那年，留學中介市場近來已經經過了一輪市場洗牌。比如新西蘭留學項目，從一開始要價3.5萬元，到那年，敢收1萬元的中介也已經不多。環境的惡化，以及競爭的加劇，擠干了留學市場的水分。

　　“從2005年開始，關于留學中介的負面報道變少了，很多服務不能滿足客戶需求的留學中介都逐漸被淘汰出這個市場。”北京澳際留學總經理王薇告訴記者，能夠活下來的留學中介，其實論服務和專業素質，都是還算不錯的。

　　他們和學生并不是同一戰線的

　　即便如此，王嘉琳還是明顯地體會到：自己的留學顧問并沒有真正到過每所學校，對學校的升學比例、環境也不了解。中介推薦給她的一些學校，只是因為之前做過案例，比較有成功把握，而并沒有設身處地地為她做恰當的選擇。

　　“如果我再選一次的話，可能不會都聽中介的話，A level會申請倫敦的學校或者別的要求更高的學校。”王嘉琳說，“因為中國學生一次可以申請三個學校，自己有一個保底offer，其他兩個其實可以博一博更好的學校。”

　　“有的學生可能自己也不大清楚，其實中介最大的一個作用，并不是可以幫你申請到學校，而是在你的基礎上可以幫你申請到更好的學校。”華恒教育上海分公司的總經理宋堯告訴記者，很多中介公司就是利用學生急于求成的心理，提供穩健的但不是適宜的服務。他們和學生并不是同一戰線的。

　　據統計，1978-200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員總量為141.7萬人，而2000-2008年7年間，出國留學的人數是108.32萬人，占總量的76.44%，超過2/3的人是在2000年以后出國的。

　　2008年對于留學市場來說，又是一個特殊的年份。在此之后，留學市場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先是2009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達到了22.93萬人，較2008年增加4.95萬人。

　　除去考生和家長對當前國內就業前景信心不足、就業壓力大等社會原因，在威久留學碰到的案例中，還有不少家長因為子女在國內讀不下去，就選擇出國，希望能夠“鍍金”了以后再回國發展。國內的高考競爭太激烈，中等成績的孩子可能最后只能落到二三本，但這個成績的孩子出國卻大部分能考上前200名以內的高校。還有很多計劃移民或盲目跟風的富裕階層，中國的孩子開始更早地走出國門。

　　隨著留學市場逐漸成熟，“能把人送到國外”就算成功的日子再也一去不返了。同時，隨著留學項目的多樣化，留學的增值服務變得越來越重要，例如，語言培訓、留學金融、移民服務、職業介紹等，單一的留學咨詢已經遠遠不能滿足需求。

　　越來越低齡

　　在威久國際教育盛典上，阿軍帶著妻子和正在念初一的兒子也到了現場。他們一家在澳大利亞留學顧問那里逗留了很久，耐心地詢問著有關澳大利亞哪個區的高中升大學比較方便。當聽說澳大利亞念書的一年總費用大概在15萬左右時，阿軍默默地心算了一下。

　　阿軍的兒子在一邊一直低著頭，棒球帽壓得很低，蓋住了臉，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從他爸對他的讓人泄氣的介紹中就可以知道，這可不是個讓人省心的孩子。

　　阿軍告訴記者，兒子讀書不賣力，而且他們是外地人，還沒有在上海落戶，所以兒子如果在上海讀高中，也參加不了高考，還不如讀完初中，就把他送出去。至于那近百萬的留學費用，阿軍說：“真的送出去了，也還是要拿出來的。”

　　像阿軍這樣從孩子很小就考慮出國念書的家庭，正變得越來越多。“從教育展的人流情況就可以看出來”，那位澳大利亞留學顧問告訴記者，以前來參加教育展的，大多是學生自己過來，而現在，一眼望去，近一半都是家長。

　　“在07年之前，大部分的出國學生還是以研究生為主。”威久留學上海分公司經理徐冉一邊說一邊畫著示意圖，“從07年以后，越來越多的高中生出國，而到了這兩年，初中生畢業到國外讀高中已經是一個流行態勢。上海的四大高中，80%的學生都有考過SAT或者是A level考試，也就是說他們都具備了在國內高考和出國的條件。”

　　為了搶奪這個新的市場，威久留學已經開始“授課圈地”。他們正在和各地的教委談一些高中生的合作課程。接受了這種課程的高中生在國內讀完高中以后，也就同時具有了國內高考和到國外直接讀大學的能力。

　　這個合作課程將在今年9月份的一些高中進行試點，而威久將從中享受到一個品牌的植入效應，徐冉認為，那些早早接觸到留學預備課程的學生將在以后考慮出國的時候，第一時間想到“威久”。

　　像威久這樣，出國總量排在全國前三名的留學中介，總免不了要標榜自己的流水線規范服務和專業、資源上的優勢。而像華恒教育這樣的小公司，則反復強調著其做好高端的業務訴求，反復重申自己有別于大中介公司的注重“數量”而忽視“質量”。

　　宋堯最津津樂道的一個例子就是一個成績不是很好的學生，他去咨詢別的中介的時候，別人不斷地打擊他，并且只肯承諾100名左右的美國學校。最后她幫他申請到了排名前50的南加州大學。“在幼童留學業務上，因為尚未成年，中介還要為其找好在國外的法定監護人，并提供保姆式的跟蹤服務。”宋堯介紹著華恒的業務特色，“我們還為家長準備好了每年一次的探親簽證。”

　　在采訪中，記者還感受到，無論是大中介還是小中介，對于一些沒有獲得教育部資質的咨詢公司，他們都以一種輕蔑的態度來進行排擠。而咨詢公司則以自身提供的服務不僅僅是死板的成功出國，還包括今后的職業規劃等來予以還擊，并可以給出低廉得多的業務報價。

　　比如提供出國自助申請培訓的Be Beyond機構，費用為8800元，只提供自助申請培訓和材料修改服務，與傳統的中介服務形成競爭，不少人選擇上培訓班，跳過中介的環節。但據了解，澳洲和英國的很多公立學校，尤其是初高中階段，還不能接受自助申請，必須通過中介。

　　相比很多留學機構為了爭奪中小學市場而絞盡腦汁，上海新東方的業務前景則要樂觀許多。上海新東方學校國外考試部主任王文山告訴記者：“新東方介入留學咨詢行業已經有8年了，我們并沒有像很多其他中介機構一樣一直在打廣告，一直在營銷自己。因為他們沒有學生，而我們的學生，就在我們的語言培訓教室里。”

　　北京環球雅思學校校長張永琪曾預言，未來只有三類留學服務機構才能生存下來，“一是綜合性的‘語言培訓＋留學服務’類型機構；二是大型留學中介，通過高投入高產出，在業界樹立了自己的品牌；三是專業性留學服務機構，即在某個國家或者某個留學服務環節做到行業拔尖”。

　　家長的算盤

　　目前的出國留學費用，以美國為例在美國中學一年的總費用是在4萬到5萬美金，在那邊讀完高中，然后繼續讀大學，讀研究生，一起算下來，費用差不多要在兩三百萬元人民左右。

　　根據中介的行業數據顯示，09年中國留學人數超過20萬，以每個人培訓和中介投入5萬元計，這個留學中介的市場就超過了100億。

　　“中小學生這一塊的業務一直在增長，尤其是像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這里的市民意識超前，而且相對來說更加的富裕。”華恒教育上海公司總經理宋堯告訴記者：“我們當前的業務總量中，有30%到40%的業務就是針對中小學生。”

　　根據國家的不同，中介收取的費用也不同。目前威久留學對幼童留學美國的中介費用大約在2.5萬元，英國大約在1.5萬元。華恒教育對幼童留學美國的收費標準則是在2.8萬元左右。

　　很多家長，包括阿軍在內，都有類似的困惑：這些動輒萬元的昂貴服務收費是否合理？因為留學中介看起來好像是“無本生意”。

　　其實一家留學中介的日常開支還是挺大的，一般留學中介都要租用高檔寫字樓，其租金相當昂貴；人員工資也是很花錢的一項，因為留學中介服務專業性強，外語水平要求高，一般的工作人員月薪從2000到8000元不等，管理人員的月薪大約在1萬元以上。除此之外，還有廣告宣傳費，作為服務性行業，其廣告宣傳一般占很大的比例。像威久留學每年大約會投入約占百分之十到二十左右的市場銷售額來自我宣傳。而類似于在華亭賓館舉辦的教育展，每場也將至少花費近十萬的費用。

　　不過對于中介費的耿耿于懷，還是讓阿軍找到了很多的“零中介費”的代理機構。像澳大利亞、英國等地，教育已經被“產品化”，每所學校為了最大程度地推銷自己的“產品”，紛紛尋找代理機構，后者的收入來源則主要是校方支付的推廣費用，或者按“產品”銷售額的返點。

　　但是零中介費代理機構的口碑則讓人感到心驚膽戰。阿軍問了一圈朋友，收獲的信息大多是貶低多過褒揚。有一位受害者的經歷讓阿軍記憶猶新：原本以為是夢想的殿堂，來了之后才發現原來只是瑞典當地一所學歷得不到承認的野雞學校。

　　阿軍在威久留學教育展的現場，還咨詢了一下相關的金融服務。因為要辦理去澳洲的簽證，需要提供40萬元的留學擔保金，存期滿半年，否則簽證無法通過。如今，出國潮日漸風行，出國留學金融服務已經成為各家銀行力推的業務。在這個龐大的產業鏈上，銀行也希望從中分一杯羹。

　　伴隨中國低齡留學潮，以新貴和知識階層為主的第三波移民潮正在悄然興起。這波移民潮背后有著怎樣的考量？是什么原因讓他們甘愿舍棄國內既有的生存優勢.

　　華東師范大學亞太研究中心、澳大利亞研究中心主任，與潘興明教授合作編著的《轉型時代的移民問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文中簡稱“陳”）

　　低齡留學只是放大了教育投資的“杠桿效應”

　　南都周刊：84萬人放棄高考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其中有21%的人選擇了低齡留洋，對“棄考留學”現象，您怎么看？

　　陳：這是個人選擇的自由。據我所知，他們當中的一大部分從高中甚至初中教育之始，就準備去國外接受高等教育。一旦選擇進入“劍橋中心”、留學直通車等學校，就意味著告別了中國的教育體制，及早開始適應國外的教育方式。這也不排除另一部分人，則是為了免于受高考的摧殘，有一定的逃避心理，把國外大學想像成了“庇護所”。

　　南都周刊：這是否意味著有一部分人對中國高等教育失去了信心？

　　陳：國外的教育方式和中國是截然不同的，他們更注重對學生能力的培養。國外的高等教育作為一種優勢資源，如果你認為自己能夠適應他們的教育方式，并且有能力承擔國外的教育成本，那么就可能走上一條低齡留學的道路。

　　南都周刊：低齡留學需要對未來生活的高額先期投入，如何看待這種風險？

　　劉：只要一個人有能力，又愿意承擔這種風險，這是無可厚非的。這畢竟是一項個人的選擇。

　　陳：培養一個孩子在國外完成從中學到大學階段的學業，需要兩三百萬人民幣的投入。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家長具備了這樣的經濟條件，不局限于新富和中產階層，甚至大城市的工薪階層也愿意賣掉一套房子，作為孩子的教育投資。對他們來說，確實存在著一定的“風險”。

　　另一方面，在國內接受高等教育也是有“風險”的。從近幾年的就業市場看，即便從國內名牌大學畢業，也有可能找不到工作。反之，從國外接受教育回來也不一定能在找工作的時候占據優勢。留學國外只是放大了教育投資的“杠桿效應”。

　　留學移民的吸引力在于，同時是一種文化資本獲得過程

　　南都周刊：低齡留學海外，在國外的“扎根”能力就越強？

　　陳：留學海外的年齡越低，小孩子適應當地語言能力越強，這為他們融入當地的社會文化環境奠定了基礎。低齡留學海外也存在著一定的副作用，比如監護人的不在場，如果孩子自制能力較差，容易學壞，非但沒有學到知識，反而揮霍了父母的資財。

　　但是從教育學的角度來看，一個低齡留學海外的學生，將來在融入西方注重獨立思考、批判分析和實踐操作的教學模式方面，會有更大優勢。出國念中學，也更容易銜接本科階段的學習。以往出國留學的主力人群是博士、碩士，就已經晚了，你可能獲得知識層面的提升，但思維模式卻已經固化了。

　　劉：我不太贊同，低齡留學的好處是語言適應和掌握能力快，但如果一個人缺乏基本的中華文化常識和為人處事的能力，未必能在國外真正扎根。

　　南都周刊：有能力承擔低齡留學投入的家庭，是否意味著他們占得了將來資源優勢配置的先機？

　　陳：低齡留學客觀上為將來在國外定居創造了條件，但以此為移民手段的家長現在不是主流。大部分家長看得更加開通，孩子在國外求學和長期居住，更多是積累了融入西方社會的經驗，吸取一種更開放的思維方式，為人生做好長期儲備。

　　但不可否認，有一些所謂的“富二代”、“官二代”，海外留學和長期居住的經歷加高了他們的起點，其中也不乏人在國外亂加揮霍，成為“留學垃圾”，而回到國內卻能依仗家庭背景，仍有不錯的出路。這就凸顯了“公平”問題，但它本身“非低齡留學之罪”。

　　南都周刊：在投資移民的門檻越來越容易被國人接受的時候，留學型移民仍然是很多人的首選，是什么原因？

　　陳：國外的優秀教育資源是很多人所看中的。為何投資移民呢，除了社會福利等因素，他們看中的還是可以給孩子更好的教育條件。當然，把低齡孩子送出國，這本身就是一種奢侈消費。

　　此外，目前“只投資不移民”的情況越發顯著。即便以投資移民的方式獲取了一個國外的身份，更多的人還是選擇了回到國內生活。因為在國外，他們并不能獲得像國內一樣寬松的發展環境，也沒有國內的優越生活。

　　劉：留學型移民的吸引力在于，它同時也是一種獲得文化資本（包括海外學歷和經歷）的過程，而這種文化資本，對于留學生未來獲得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是一種有效的途徑（尤其是那些打算回國者），它同時也可能向移民的身份轉化。投資移民更多的是一種獲取海外身份的單向行為，而它在經濟上的回報并不顯著。

　　從經濟考量到知識流動

　　南都周刊：現代中國海外移民是怎么的軌跡？

　　陳：華人移民以往都是以經濟考量來改變他們的生活軌跡。“第一波”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福建、廣東一帶的移民，出國勞務，無非是為了一份更高的薪酬；“第二波”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初，緣起是獲得海外長期居留權的華人，將大批親屬“過橋”到居留國，以使得全家人享受當地的社會福利。但是，現在“第三波”華人新移民，他們將以經濟因素考量為主轉變為以知識流動為目的，國外的優勢教育資源、技術資源才是吸引他們的真正原因。

　　南都周刊：前兩波移民海外的華人，多抱有“辛苦我一個，幸福后來人”的想法。第三波移民浪潮中，以前的這種觀念還盛行嗎？

　　劉：華人移民一直都是一個家庭而非個人的決定。隨著社會的變化，個人的因素更為顯著，過去的觀念有所減弱，但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南都周刊：近十年國人申請技術移民的數量與投資移民相比，大約為20∶1。這批在國內已經取得了一定社會積累與地位的“精英”，其中不少人在移民國外后要面臨“一切歸零”和重新打拼的挑戰，您認為是什么原因讓他們甘愿舍棄在國內既有的生存優勢呢？

　　陳：確實有一批四十歲左右的人，在企業做到高管，或者是大學的知識分子，在國內的發展遇到瓶頸之后選擇技術移民。

　　他們在國外的代價可能是遠離了自己的專業，放棄了自己的社會地位，我所知道的有一位外科醫生，在澳洲以勞務謀生，使手術刀的手揮起給鍋爐添煤的鐵鏟。但是，他覺得自己已經享受了當地的社會福利，并且做一個藍領工人在國外并不感到低人一等。此外，更多的原因，還是他們甘為下一代放棄在國內取得的地位。

　　劉：原因很復雜，既有個人和家庭的考量，也有單位和社會環境的因素。還有一些人可能對國外情況并不很了解，對國外的環境過于理想化。在西方經濟普遍面臨衰退和更為嚴苛的移民限制政策下，貿然放棄既有的生存優勢，未必是個明智的選擇。我建議這些人多了解，甚至可以到想移民的對象國和機構親自去體驗一下。

　　南都周刊：一些外流的“精英”認為，盡管移民海外會暫時性喪失一定的社會地位，但為了長遠的“平等”待遇，值得。

　　劉：這是個人選擇，別人無權說三道四。但我希望這些人在做出這項決定前要三思而行。這種社會和經濟地位的喪失未必是暫時性的，它也完全有可能是永久性的和不可逆轉的。所謂的平等待遇只是相對而言，但你到一個新的語言和社會環境時，你必須比當地人做出更大的努力和付出，因此，這從一開始就不是在同一起跑線上的競爭，已無平等可言。

　　當一個人無法在新的環境下找到自己的經濟和社會立足點，在一定的年齡的時候還要從頭做起，這是很大的挑戰。過去幾年，我在曼徹斯特大學負責全球招聘十多名全職教師，申請者達數十倍之多，其中甚至有從國內出來的教授申請講師的位置，而他們卻未必符合招聘要求。

　　不是“外流”，是“環流”

　　南都周刊：臺灣的上一波人才流失發生在1979年，當年回流的留學生僅占8%。盡管如此，由于當時的亞洲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臺灣經濟并未因知識型人才外流而受挫，仍然能夠飛速發展。到1980年代中期，臺灣的產業結構調整促使了人才外流速度放緩，而1985至1990年間，留學生的回流比例則爬升至33%。對比臺灣，如何看待大陸現在“精英外流”的趨勢與社會轉型的關系？

　　陳：上世紀70年代末期，臺灣的人才外流，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時島內政局變革。中國大陸20世紀90年代初，也爆發了一次移民潮，而這批人受教育程度較高，改變了中國海外僑民的結構。

　　另一方面，臺灣在1980年代迎來了產業結構調整，微電子和軟件工業開始興起，吸引了大量移居國外的知識型人才回流。大陸目前也正處在從勞動密集型向知識型產業轉軌的過程中，再加之中國內地的廣闊市場，海外人才的回流從長遠看，是大勢所趨。

　　事實上，目前有不少留學生在學成后，無論移民與否，選擇了回國尋找發展機會，這和中國目前社會體制、經濟形勢的改善有密切關系。因此，所謂人才流失（brain drain）的現象已經開始向人才獲取（brain gain）轉變。

　　劉：人才外流是第三世界在經濟和社會轉型期面臨的共同問題。目前大陸有一部分精英外流，這是正常的現象，但相對于中國的精英總人數來講，他們還是非常小的一部分。而日趨明顯的回歸浪潮（目前回國人數已超過了出國人數），則可以抵消精英外流所帶來的沖擊。

　　另外，我們應該放棄“人才外流”這種觀念，目前的全球趨勢是“人才環流”。當前中國政府所實施的一系列旨在建立人才強國政策和措施，對于人才回歸和人才環流都起到了有益的推動作用。因此，不排除目前流出的這部分精英，在不遠的將來以某種形式回流或環流。

　　南都周刊：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印裔移民的僑匯多年來占據全球僑匯排行的榜首； 2000年《時代》周刊對美國各族裔移民進行評比，印度人被評為“最聰明的移民群體”，因為全美有超過20萬印裔富豪。對比印度，如何看待華裔移民的“知識化”轉變，會對中國在全球政治、文化格局中發揮的作用，帶來怎樣的影響？

　　陳：因為印度長期受到英國殖民的影響，印度裔移民在文化上受到西方的規訓和教化，在語言上也具有優勢，這使得他們在英語國家，如美、加、澳，易于產生文化親近感。在最近十年當中，涌現出的印度裔人才，不管是人文還是科學領域，都成為了一種全球性的文化資源。

　　隨著中國海外移民結構的變化，越來越多人是看中國外的教育資源，進行一種知識性的人口流動。這樣勢必會提高中國海外移民的總體人口文化水平，也會有助于海外中國人獲得更廣泛的文化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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