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家庭當清潔工

　　有一天，學生宿舍的管理員奧特先生來找我，問我愿不愿去一家人家做半天清潔工，這家女主人叫菲舍爾，打電話托他找一個大學生幫忙干點家務活。“菲舍爾夫人說，干三個
小時給50馬克。”德國人的工資概念很清楚，雇人方和受雇方必須事先講明報酬數目。

　　我和奧特先生很熟，他說的事我一般都不拒絕，又覺得報酬不低，便一口答應下來。就這樣，我走進了菲舍爾夫人的家。

　　她家住得離我的宿舍不遠，隔一條馬路，上一個小坡，同樣是一片寧靜幽雅的住宅區。菲舍爾夫人的房子真漂亮，三層小樓，兩個車庫，房前一個不小的游泳池，池中的水映著藍色的天光，房屋四周鮮花綠草環抱。

　　我敲敲門，一個婦人給我開了門，她看上去大約30多歲(后來我才知道她已經50歲了，因為保養得好，顯得很年輕)，深栗色的眼睛，深栗色的齊耳短發，發梢很自然地略略彎曲，薄施脂粉的臉，容光煥發。此時正是夏天，她很隨意地穿著白色的純棉T恤和半截褲，顯示出一種精心修飾卻不露痕跡的樣子。

　　菲舍爾夫人熱情地招呼我進屋，并領我看了小樓上下的情況。她的和善溫柔，文雅禮貌，使我最初的一點拘謹和戒備完全消除了。

　　菲舍爾夫人家的房子真多，最底下一層是半地下的，有三間客房已出租，還有幾間堆雜物。二層是她和小女兒住，一大一小兩個客廳，兩間臥室，兩個衛生間和一個很大的廚房。三層還有好幾間房子，但好像沒人住。

　　誰見了這房子都會這樣想:“這家人一定很富有。”我當時就是這樣想的。

　　我的工作主要是打掃二層的廚房、小客廳和走廊。聽起來活不多，可是夠干一陣子的，因為屋里的擺設太多了。菲舍爾夫人大概是個收藏愛好者，什么都留著。廚房里有個櫥架，光是各種各樣的杯子就擺了滿架子，菲舍爾夫人讓我擦那架子，就得把滿架東西一一挪開。窗臺上也是堆滿了各種各樣的小玩藝兒，都得挪開才能擦窗臺。還有在那個小客廳里，書籍、雜志、玩具堆得到處都是，把它們理放整齊，可麻煩了。

　　后來，菲舍爾夫人告訴我，她就是個收藏愛好者，她的幾個孩子從小玩過的各種玩具，她還一直保留著呢。有一次，她打開地下室的一間房子讓我看，滿滿一屋子的東西，布娃娃，小衣服，皮球，女孩子過娃娃家的小床小桌小房子，還有圣誕節的各種玩具，多得數也數不清。菲舍爾夫人看著這些東西，顯得十分留戀。

　　菲舍爾夫人并不是只看著我干活，而是也參與到勞動中。她要洗一大堆各式毛巾衣服，收拾自己的臥室，打掃花園，還要和我一起擦玻璃。擦玻璃的四道工序

　　原來我自認為對擦玻璃很在行，小時候學雷鋒干得多了，濕抹布胡嚕幾把，再用報紙一通猛擦，三下五除二，簡單又省力，無論多臟的玻璃在幾分鐘之內便干干凈凈了。可是到了夫人這里，一切都行不通了。夫人不讓用報紙擦玻璃，認為這破壞了環境，在德國，舊報紙必須送到指定的垃圾箱，以便回收。我覺得，擦過玻璃的報紙一樣可以回收，但夫人不這樣看。德國人干什么都離不開兩個雷打不動的前提：第一是程序，第二是工具，什么程序必用什么工具，什么工具必配什么程序，不得有絲毫變通。那天，在一大堆各式各樣的工具面前，夫人連說帶比劃給我上課，“教導”這位中國“擦玻璃專家”如何擦德國玻璃。一堂冗長泛味的專業課下來，我對德國擦玻璃的四道工序有了大致的了解。第一道是“粗加工”，其工具是一種厚厚的、海錦狀的方形抹布，用它沾上清水先將玻璃從上至下，自左而右擦三遍；第二道是“精加工”，必備工具是專門擦玻璃的洗滌劑和人造麂皮，操作要領是，用飽吸洗滌劑的麂皮擦得玻璃的每個角落都堆滿白色泡沫；第三道工序是“水加工”，用加了酒精的清水將所有泡沫全部徹底清洗干凈；最后一道工序或許可以叫“深加工”，用一種專門生產的吸水性很強的干爽白布，把玻璃大擦特擦，直擦得你頭昏腦漲為止。

　　起初，我滿腹牢騷，但是后來在與玻璃一次次的鏖戰中，卻漸漸領悟了一些道理:為什么“西門子”飲譽全球，為什么“奔馳”到處奔馳，為什么大眾喜愛“大眾”？菲舍爾夫人的擦玻璃哲學雖有機械主義、形式主義、唯工具論之嫌，但是在她那“小題大作”之中，卻隱含著一種我們天天講，人家卻在默默做的日爾曼民族精神――一絲不茍，精益求精。

　　第一次去過以后，菲舍爾夫人對我挺滿意，馬上約好了下次去的時間。一般是半個月做一次，我總是抽出空準時去。

　　很快我發現，菲舍爾夫人家里只有她和一個10歲左右的小女兒，再無別人了。我想：她丈夫呢？其他孩子呢？當然我不會去問菲舍爾夫人，因為每人家里的事情，誰愿意告訴一個陌生人。倒是菲舍爾夫人主動開口了。

　　記得那是第三次去她家，菲舍爾夫人和我一起擦小客廳的玻璃，并談起了她的小女兒――年僅10歲的蘇姍娜。蘇姍娜是個與眾不同的孩子，我幾乎沒聽她說過話。她長得很漂亮，金色的長發披在肩上，眼睛是蔚藍色的。她不像別的孩子那樣活潑開朗，而是有著小公主一般的高傲，她的房間從來關著門，不讓別人進，連她媽媽要進也得先敲門。每次我去干活時，她都在自己的房間里不出來，偶爾出來見到我，不過點點頭。菲舍爾夫人很寵著蘇姍娜，百依百順的。那天菲舍爾夫人告訴我，蘇姍娜上邊有四個哥哥，她是惟一的女兒。“原來是獨生女，又是最小的，難怪受寵。”我這樣想。她的幾個哥哥都長大自己單獨過了。有一天，菲舍爾夫人把我領進廚房指著掛在墻上的一個大鏡框，里面有很多照片，她一一告訴我，哪幾個是她的兒子，叫什么名字。當指到一個很可愛的小男孩時，菲舍爾夫人說:“這是我的二兒子，已經死了，8歲那年得了一場大病。”說著菲舍爾夫人的眼圈紅了，她趕緊把話岔開，指著另一個男孩子說這是她的三兒子，現在在另一個城市上大學。“孩子們平時不回家，但是到了節日就都回來全家團聚。”

　　單親家庭中的單身母親

　　接著，菲舍爾夫人情不自禁地講到了她的丈夫，他們夫婦原來很幸福，可后來她丈夫愛上了另一個年輕女人，并跟她一起走了，拋下了菲舍爾夫人和孩子們，并把房子留給了她。菲舍爾夫人仍然愛著她的丈夫，她說：“我就當他是出遠門了。”她丈夫留下的東西她都很好地保存著，有一次她拿出一個中國磁瓶說這是她丈夫有一年到中國去旅游帶回來的，她丈夫也是一個收藏愛好者，專愛收藏外國的東西。

　　說到丈夫，說到死去的二兒子，菲舍爾夫人總要流淚，一邊流淚一邊說：“Das ist so Leben,das ist so Leben.”Leben在德語里有多種解釋，生活，生命，命，都是這個詞。菲舍爾夫人的這句話譯成：“這就是命”我認為是最準確的，但是不知道德國人信不信命。

　　菲舍爾夫人的孩子們既愛媽媽又愛爸爸，他們既來看媽媽又去看爸爸。“他們都很懂事，也能理解父母。”菲舍爾夫人感到欣慰。

　　了解了菲舍爾夫人的家庭后，我又產生了一個問題:菲舍爾夫人以什么為生呢？靠出租房子？靠她丈夫留給她的錢？可我發現菲舍爾夫人常在外面忙，尤其是有兩次我準時到她家，她卻不在家，等了一會她才回來，道歉說她挺忙的。那么她在忙什么呢？有一次我忍不住問她，她告訴我她在上一個護士培訓班，她說對此很感興趣，學完之后可能去找份工作。

　　我了解到，德國婦女的自立精神很強，不少家庭出現了不幸，婦女都能挺過來，并且走向社會，尋找自己的位置，愉快地生活下去。對此我十分欽佩。

　　記得最后一次見菲舍爾夫人是我正在準備考試，她跑到我宿舍來找我，請我去給她干活，可我實在沒時間，便向她推薦了另外兩個中國留學生。從那以后，我再沒見到菲舍爾夫人。

　　與菲舍爾夫人的交往，使我對德國的單身母親問題，有了一個感性的直觀的認識。像菲舍爾夫人這樣的婦女，在德國已經形成了一個群體，據統計，在德國的單親家庭中，單身母親占87%，她們中不僅有離了婚的婦女，還有不少是根本就沒結婚獨自帶小孩生活的婦女。為了幫助這些婦女，民間自發成立了一些協會、團體，政府也提供一些幫助，比如在波恩，70年代中期就出現了單身母親協會，主要是為這些婦女提供周末放松休閑和再婚的機會。在德國的東部，“年輪協會”、“金網協會”、“愛娃中心”等婦女組織遍地開花，承擔著幫助女性在社會上自強自立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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