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在做出決定的時候會有一番痛苦的抉擇，一旦決定做出就如同發出的箭，只有前進之途，決無后退之理。如果箭已出，卻又改變主意，那也沒關系，殺個回馬槍也未嘗不可。總之，選擇是艱難的，行動則必須果敢堅定。最忌諱那種前怕狼后怕虎，出來總念叨往昔的好日子，回去又放不下今天的新誘惑。

客觀地說，如果你在國內有份很好的事業或工作，特別是在什么級別以上的干部，那你可得考慮清楚，非到退休或避難的地步，最好還是在國內將革命進行到底，千萬別出來受洋罪。

如果在國內懷才不遇，想換個環境，求個發展，做好吃大苦受磨難的準備，破斧沉舟地搏一把，也沒什么大不了，別人能吃你能吃，別人能扛你能扛，不是說：“一年大苦，二年小苦，三年不苦”嗎？雖然沒有那么準確，但也說明苦盡甘來的道理，在國外，一分耕耘一分收獲，這就是為什么許多精英豪杰樂在異國他鄉闖蕩的緣由。

可以說，能出國的人不是精英也是人材，不是英雄也是好漢。譬如一個國家是一口井，出那個國起碼可以看到另一重天地，哪怕落到另一個井里也是過別樣的生活，人生多了一重經歷必將多些感受也能更全面地體驗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在另一個國度生活，語言文化不同，風俗習慣不同，舉目無親，沒有根基，想要扎根，尋求發展，確實困難重重，不僅要經受肉體上的磨難，還要經歷思想上的洗禮，但這般撕裂的生活既然是我們自己的選擇，也就實在怨不得別人，能忍且忍，不能忍也得忍，實在忍不下去只有回國。關鍵是，回國后你能否找到原先的感覺，跟得上國內形勢發展的需要嗎？最難堪的就是：在國外總覺得虎落平陽；回國后又感嘆龍擱淺灘。

海歸回流率有多大，什么樣的人在去留之間無所適從？讓我們來看看下面的報道和分析。2006年9月，中國人才研究會指出：海歸率還是低，中國面臨人才泡沫化。據中國人才研究會副會長王通訊粗略估算：20多年來中國到海外留學人員總數達93萬，而歸國創業的只有23萬。這只是官方的報道，其中提到的海歸率可能基本上為公派，不回國實在有愧于良心。那些砸掉國內工作飯碗自費出國的移民，海歸的可能性應該比公派的少很多，試想自己了斷國內的退路，不混出個名堂又有何臉面見江東父老？而混出名堂后好馬又怎么會去吃回頭草？即使回去找到暫時心儀的工作，不少人因為事業、家庭和孩子的緣由最終又出國定居。至于那些以難民身份和冒著生命危險偷渡來國外的移民肯定不會回流，應該說他們呆在國外的艱難和辛酸程度比起正常的移民不知要痛苦多少倍。

選擇在中國還是外國定居時總是猶豫徘徊的人大體上有兩類，一類是在中國和外國都有生意的投資移民，他們經常在空中飛來飛去，因為家多業大錢撐腰，在那里居住都春風得意；另一類是實行一家兩治，既不愿放棄國內薪金優厚的工作，也想享受國外子女教育優惠等福利，并且為自己的未來留條后路，這類人多數是將妻兒放在國外而自己在國內打拼。若算起來，這兩類人應該是海歸和回流人員的主力軍。

與那些早期移民相比，我們現在的境況和待遇真是幸運。1858年，隨著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發現金礦的消息傳開，一些為生活所迫的中國人前來淘金，淘金需要冒險、機遇和運氣，因此早期的中國移民數量并不多。不久后，加拿大政府一項龐大工程――太平洋鐵路的開工，終于掀起了中國移民的熱潮。在中介公司的操作下，1881年―1884年，1萬多名華工來到了加拿大。據說，參加筑路的1.57萬名華工中，最終有4000多人客死他鄉。面對華工艱苦卓絕的貢獻，連加拿大首任總理麥克唐納都感慨道：“沒有中國工人，就沒有太平洋鐵路”。當這條號稱“加拿大動脈”的鐵路完工時，加拿大輿論一致認為，每一段路軌，都有華工的血淚和白骨！

　　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加拿大開始加強引進具有較高學歷和工作技能的移民，由此導致具有高等教育學歷的新移民源源不斷進入加拿大。新一代移民已改變”落葉歸根”的傳統觀念，轉而追求”落地生根”，既然決定成為這片土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應該如水般融入這塊土地，滋潤這方養育我們的土地，因為這里將是我們為之奮斗的國度，也是子孫后代的故鄉，是他們成長生活的地方。

　　總體上看，加拿大是一個擁有比較完善的教育及社會福利制度的國家，曾連續7年，被聯合國評選為世界上最適于居住的國家。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又相對寬松且靈活，她的多元文化政策也得到世界各國的認可，尤其移民的權力在憲法中得到充分體現和保障。

　　俗話說：人挪活，樹挪死。移民的初衷是尋求一種嶄新美好的生活，但現實與理想總會有差距，再者，實現或接近理想也要有一個奮斗的過程。移到一個新的國度，等于一切從零開始，沒有吃苦耐勞的思想準備和接受困難挑戰的勇氣是注定要大失所望。

　　比起那些被歧視受壓迫赤手空拳開辟新天地的早期移民，現在的移民實在沒什么可抱怨，其一，在國內的生活還不到貧困潦倒的地步；其二，在這里的生存也不是水深火熱的程度。如果不能適應加國的生活，回國努力也可踏上小康之路；如果最終還是決定留在加國，那么就說明經過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