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就業歧視方面的主要問題
      1性別歧視：性別歧視是反歧視的傳統領域，荷蘭在此方面的立法也最為成熟和完善。目前在荷蘭，直接針對婦女的性別歧視現象已經很少，但是間接、隱含的性別歧視依然存在，比如對臨時工、半職工的歧視，由于這些工作主要是婦女在做，因此構成對婦女的間接歧視。在就業的各個環節上，招聘、待遇、社會保障與養老保險等各方面都做的比較好，其中對懷孕婦女的保護做的最好，但升遷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因為升遷方面的歧視更為隱蔽，女性要證明自己僅僅因為自己是女性而不被提拔，往往十分困難。另外，由于女性選擇半職工作的較多，相應地獲得培訓以及其他各種提高的機會就少，在提升方面容易受影響。
      2種族歧視：在荷蘭政府的積極倡導和各種有效政策下，在各種社會力量的共同參與下，荷蘭在反對種族主義、反對對少數民族歧視方面，走在了歐洲的前面。但由于民族的融合是一個非常緩慢的、復雜的過程，不同種族、民族之間的差異是歷史地形成的，因此，各種種族（民族）歧視現象的消除也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在當前全球經濟一體化、人口流動大大增加的背景下，荷蘭作為一個移民不斷增加的發達國家，開放性、進步性的法律固然有助于消除現實生活中出現的、對外來移民或國內不同民族之間的各種不公正的差別對待，但要清除一些人心理上的、思想意識深處對其他民族的不公正看待（如“白人優越”等），恐怕還有更漫長的路要走。
      3年齡歧視：年齡歧視比其他歧視更加隱蔽、更加難以證明，因而荷蘭立法方面更加慎重，實踐中更多地需要裁判者的智慧與技術。雖然在歐盟指令的推動下，年齡歧視在荷蘭已經被明確納入法律所禁止的范圍，但由于舉證方面的困難等原因，并不是所有的年齡歧視問題都能通過法律的途徑得以解決。而且是否構成年齡歧視，往往跟一個國家的文化、觀念等各種因素密切關聯，僅靠立法是遠遠不夠的。要消除歧視存在的各種客觀條件，要改變人們的觀念，需要做法律以外的其他很多工作。
      4殘疾、性取向方面的歧視：屬于反歧視的新領域。荷蘭非常重視對殘疾人士的權益保障，立法上甚至比歐盟指令還要進步，2003年的《荷蘭殘疾及慢性病人平等待遇法》，不僅禁止對殘疾人歧視，而且將慢性病人也包括進去。
通過立法的進步以及執法、司法實踐，荷蘭性取向歧視的現象已經得到有效控制，直接的性取向歧視現象在生活中已極為罕見。目前存在爭議較多的主要是宗教團體、宗教學校內部的一些規則，還被認為有性取向歧視嫌疑，但由于荷蘭是一個崇尚宗教自由、崇尚多元文化的國家，因此在這些特殊的領域，國家以及法律多持保留或容忍態度，以宗教自由為先。
      四、解決歧視的有效途徑――平等待遇委員會
      荷蘭平等待遇委員會成立于1994年，是響應歐盟指令的要求，根據《荷蘭平等待遇法》的具體規定，作為實施平等待遇法的專門機構而組建的一個獨立的、專業化的、準司法性質的機構，其主要權限是：第一，接受關于就業歧視問題以及其他社會生活歧視問題的投訴，針對歧視問題展開調查，舉行聽證（這些活動可以是接受當事人投訴后開展的，也可以由平等待遇委員會主動發起），并對有關投訴作出裁決；第二，有權將本委員會的工作結果和調查真相向社會和政府有關部門公布，就平等待遇法以及其他有關反歧視法律的問題向政府、法院以及社會組織提供咨詢、意見。
作為接受歧視投訴并作出調解和裁決的準司法機構，平等待遇委員會以其權威性、專業性、平民性、低成本等突出特點，通過公正的裁決與耐心細致的工作，贏得了就業歧視案件當事人雙方的信賴和尊重，從而將大量社會矛盾化解于司法訴訟之前，成為荷蘭社會公認的反就業歧視的主要救濟機制。
      五、法院的作用
      法院在反就業歧視問題上發揮的作用主要從三個方面體現出來：一，解決平等待遇委員會所解決不了的歧視賠償問題，給歧視受害者以最終的正義；二，以判例解釋成文法，輔助成文法；三，執行國際公約和歐盟公約的規定，行使間接的司法審查權，推動國內法向國際法看齊。
      雖然在數量上看，法院審理的關于就業歧視的案件遠遠少于平等待遇委員會處理的投訴，但這些案子往往卻是就業歧視領域最棘手、最模糊、最復雜、社會影響也最大的案件。在反對就業歧視的各項法律特別是國際公約與歐盟公約的實施過程中，法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對于歧視受害者而言，司法訴訟是最后的救濟手段，是獲得公正的最后希望。從這層意義上說，法院是反就業歧視的“最后一道防線”。
      六、非政府組織（NGO）的積極參與
      在荷蘭的反就業歧視社會進程中，除專門的法律實施機構平等待遇委員會和司法機關之外，在廣大的社會層面，還活躍著為數眾多的各種非政府組織。在這些非政府組織中，既有專門以維護人權為宗旨的人權委員會、以反歧視為目的的全國以及地方各種反歧視協會等機構，也有分別代表勞資雙方利益的各種工會、商業協會、雇主協會等，還有各種弱勢群體利益的代表如婦女協會、同性戀組織、少數民族團體以及宗教組織等，他們作為各種群眾利益的集合體，在反對就業歧視以及其他各種社會歧視、促進社會平等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基礎性作用：（1）在個體層面上，向歧視行為的受害人提供各種可能的幫助；（2）通過獨立的調查和研究，對反歧視法律和政策的發展提供建議；（3）積累各種數據形成數據庫，在非政府組織之間進行溝通，同時也向政府（包括向平等待遇委員會）和社會開放；（4）與其他反歧視組織、社會工作者、檢察官、警察局等密切合作。
      民間組織的積極參與，成為解決歧視問題的有效的“過濾器”，由此大大減輕了平等待遇委員會和司法機關的負擔，反歧視民間組織成為名副其實的反歧視“第一道防線”。
      七、總結與借鑒
      首先，從整體來看，荷蘭在追求憲法平等權、反對和消除就業歧視方面，荷蘭的法律制度與具體實踐都非常規范，堪稱歐洲的典范：第一，構建起較為完善的反就業歧視以及社會領域其他各種歧視的法律體系，實現憲法、專門法律與一般法律等不同層次法律之間的有效結合，對婚姻狀況、性別、種族、國籍、宗教、信仰、政治觀點、性取向等各種歧視現象（特別是復合歧視現象）進行比較全面的約束。第二，自覺接受國際法指引，積極履行國際與地區法律義務。當國內法律不夠完善或者標準較低時，嚴格按照國際法或歐盟法律的較高標準進行實際操作；第三，依據自己的國情，建立起活躍的、不同層次的工作網絡，形成積極的合力，為消除國家的就業歧視現象發揮著各自有效的作用。
      其次，荷蘭在應對與消除就業歧視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不僅有賴于健全的、極具操作性的法律機制，而且與其全體公民較高的綜合素質、較高的道德水準密切相關。荷蘭政府及反對歧視的各種機構和組織在反對和消除就業以及社會其他領域的歧視現象過程中，都特別重視和強調喚醒社會大眾的平等意識，爭取全社會的共識，首先從思想意識層面，努力消除歧視等社會偏見；同時注重動員和運用全社會的力量（包括非政府組織、律師機構、雇主以及雇員群體等），在社會范圍內消除各種歧視現象。
      最后，任何正義是有代價的，反歧視亦不例外。歧視如同性騷擾，在取證方面存在相當的難度，為維持自己與老板的關系不受到破壞，雇員們一般不愿意公開站出來為遭受歧視的同事作證。另外，無論申訴還是司法訴訟，都要耗時、耗力、（訴訟）耗金錢，即便雇員一方勝訴，也很難在被自己打敗的老板手下繼續做事，一定意義上說，反歧視也是一把“雙刃劍”。因此，無論是平等待遇委員會，還是其他各種反歧視協會組織，一方面在法律層面上，強調國家的責任，主張建立嚴格而健全的法律制度以預防和消除歧視；另一方面，在對待具體投訴時，又特別慎重，主張寬容與忍讓。由于種族或宗教、殘疾、性取向等問題多屬復雜而敏感的問題，所以在與上述問題有關的所謂“歧視”事件中，相當一部分并不構成歧視，或者當事人無法提供基本的證據。為避免因一時的情緒激憤而走向極端，采取不必要的手段，促使矛盾激化、擴大，加重當事人的負擔，各種協會組織以及平等待遇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在接受個案時，會與當事人一起認真分析案情，講清案件的利弊，多數情況下會建議當事人采取和解、寬容的態度，而不是一味地堅持訴諸法律。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反就業歧視已經成為世界共同的目標和事業。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消除就業以及其他社會領域的歧視現象，都是不能回避的問題。中國的反就業歧視應根據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條件，結合公民的素質等客觀因素，探索適合我國的反就業歧視之路.